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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讲在西方是件极普通的事。无论哪位有些想法当众讲讲，都叫演讲。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，天天有些人在那里演讲，从污染问题、物价问题，到发表政见。爱讲什么讲什么。还有一种情况－－某地来了某一位专门从事某种工作的人，一些人对他有兴趣，请他当众讲一讲，这是演讲中的一种，我要说的是这种。但不论哪种演讲，它重要与否，全由听众看。你也可以认为至为重要。也可以当做一种精神娱乐。这种演讲，先是由主办单位在外张贴些广告，写明演讲的时间、地点、演讲人和演讲题目。到时候就来些人听。不发票也不组织听众，听者多少，一任自然，主办单位全无把握，有时演讲者上台，下边并无几人，有时却出乎意料黑压压一片。我演讲碰到听众最少一次是在布鲁塞尔的马列主义者俱乐部，开讲时总共来了七位，主办人并不以为难堪，因为听不听演讲是听众的自由。那七位听众中，一位满脸胡茬的老头文革期间来过中国，参观过大寨。对我们否定文革不高兴，坚持认为文革时中国人精神状态最好。我说那是一种宗教般状态。他朝我叫：“没有那种状态，我就没有精神支柱了。”他满脸胡茬都立了起来。主办人小声对我说：“这老头挺固执，弄不好他会发火。”我看他穿着很破的，头扣一顶中国式绿军帽，依旧保持着文革的装束。真没想到，文革害了那么多中国人，还害了这么多外国人。
在西方演讲，演讲者和听众的概念，与中国都不同。
对于演讲者来说，演讲是发挥你的想法与个性的一次好机会，比如我，我喜欢开玩笑，站在讲坛上总想逗一逗听众。那次在汉堡，一群记者来听我讲，一个曾在北京工作的德新社记者，他先用十分精通的中文快速问了我三个问题。我立即采取反应式回答，当然全是笑话－－
“你哪年出生？”他说。
“德国人感到悲哀那年的前三年。”我说。
“你有老婆孩子吗？”
“一个老婆和一个孩子。”
“男的女的？”
“孩子是男的，老婆是女的。”
大家大笑。于是我开讲“当代中国文学的阶段性发展”一题。
在西方讲坛上，聪明的演讲者要施展自己的个性魅力，这样才能使你思想见解闪出光彩；因为听从要听“你的”，没人愿意听你重复“别人的”。如果你演讲时总引用别人的话，听众会瞧不起你。一般演讲只给你20分钟左右，最多半个小时，再多听众就烦了。
因此你必需讲得精练并丰富，幽默感必不可少，幽默反应你的智慧和自信；即兴发挥反应你松驰自如和思维的创造性强。没人演讲拿稿，照本宣读会令人耻笑。演讲要求内在层次和逻辑性，西方人不习惯你列出“第一第二第三第四”；说服力不依靠权威，而依靠你的智能。我在美国参观一个冰箱厂，老板对工人讲车间卫生时，只说几句，“我昨晚做个梦，车间光洁地地板上扔个烟头，我吓醒了，今天到车间一看，才证实确实是个恶梦。”工人全笑了，这话比说一大堆道理，宣读“十要十不要”，更容易使接受并记住。
再说听众，听众是演讲厅里的主人，他们来听演讲是自己的选择，不爱听就走，没人阻拦，因为时间是他们自己的，应由他们自己决定。因此西方人听演讲时，绝没有人强坐在那儿小声聊天，或用手遮脸打盹儿。如果是真有人打起呼噜来，便是有意嘲弄无能的演讲者了。
一般演讲后都要留20分钟左右时间，由听众发问。西方把演讲做为交流手段，请你讲，绝非认为你比别人高明，不过给你机会发表已见，听众提问是与你交流，交流难免意见不同甚至刺激你。这也是你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良机。对于演讲者，回答问题比讲话本身更有趣。你演讲时，会感到台下是无数耳朵；回答问题时，才感到下边是无数个聪明的脑袋。不像在国内演讲，一讲完，椅子稀里哗啦一阵响，走净了，完事大吉。我们总把台下的人看低了。
一个人在西方社会里闯，演讲是经常碰到的，就要克服怯讲心理。其实怯讲心理人人都人。有时在小规模、非正式的场合，不怕讲话，逢到隆重或郑重的大场合就胆怯了，这是心理作用。我国足球就有这毛病，不是怯讲，是怯场，一个道理。要想在任何场合都自如发挥自己的水平，就要培养一种坚强自信和心理素质。中国人打小的教育，是听话，不是讲话；儿时听大人的话，上学听老师的话，工作听领导的话，还要学别人说话。社会的细胞是人，个个萎缩的细胞构成萎缩的社会；个个饱满的细胞构成一个活力十足、张力强劲的社会。